文化产业有限合伙投资将使富者更富？

　　1901年，J.P.摩根以4.8亿美元并购卡内基和菲普斯拥有的卡内基钢铁公司，代表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收购活动。几无例外，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私募股权限于富人圈子和显赫家族，期间范德比尔、 惠特尼斯、洛克菲勒与范伯格是私有公司最知名的投资者。1938年,L.S.洛克菲勒筹资创办了东部航线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控股了一大批公司。1938年，E. M.范伯格创立了公司,最后发展成兼具杠杆收购和风险投资的Warburg Pincus公司。今天，局限于家族、朋友圈子的文化产业合伙机构，是否将重现昔日美国少数人得益的传奇？

　　但是，从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近40年的发展简史看，也未必支持上述观点。除了经济周期的因素,在目前的中国还有以下特殊原因：

　　中国企业更相信政府机构的投资

　　私募股权机构的管理能力与公信度问题。直观地讲，“私募股权”的概念是与上市公司相对而言提出来的。上市公司在公开募股之前通过严格的法律审查程序，它相当于公司中的“政府”——尽管问题不断，但总的说来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而成为相对“安全”的投资平台，便于公众参与及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而私募股权则只有依靠一般合伙人的信用（大多数情况）、高收益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而维持，完全是在市场的风浪中挣扎。因此，在金融管制相对严格、投资偏好相对保守、市场发育不够完善的新兴市场，本地的私募股权投资并不盛行，也很少有人愿意承担普通合伙人必须承担的连带责任。在目前的中国，人们还是更加相信政府机构，更加愿意从事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承担有限的责任。

　　中国文化产业私募基金 普通合伙人最好是国有文化企业

　　不过，在美国的凯雷集团，通过引进特殊人物，使该公司的公信力大增，知名公众人物成了私募股权企业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信力的问题。如果一个公司聚集了像美国现任与前任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Arthur Levitt、联邦通讯委员会前主席William Kennard、加拿大前驻美大使Allan Gotlieb和中国原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及日产汽车前副董事长Takeshi Isayama等人物，它的年报当然有理由认为其职业投资人能够从众多高级顾问中吸取经验。由此推断，取信于公众，并依靠大人物的公信力完成由私募为“公募”的转变当非难事。今天我国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基金，依靠的还是大银行的公信力。由此推论，我国即便推出文化产业的私募基金，发起及最终承担责任的普通合伙人最好是大型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而次一级信用的普通合伙人只能依靠既往业绩与公共关系立身，如果商誉较佳的企业不欲承担高息回报的重负，并且较为便利地从银行或其他途经得到资金，则通过发展合伙促进文化产业投资去实现私募基金功能的目的就不易达到。如果国内的投资者欲进行文化产业领域的“准私募股权投资”，组织足够强大的高级顾问团队将有名实兼顾的益处。

　　由于历史原因 发掘好的投资项目能力不足

　　发掘好项目的能力不足。鉴于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历史原因，在当今的文化产业领域，即便募集了足够大的资金，也未必能够捕捉到好的投资机会，很难实现西方杠杆收购的成线、联片发展策略，而且流落于“民间”（市场）的短期见效或长期高回报的项目十分稀缺，上市更是条件不足，投资者普遍不愿关注年收入在几十万水平的项目。

　　但是，项目的好与坏在不同的投资者眼里价值是不同的，融投资眼光与投资实力及投资执行力于一体的企业更是稀缺。2005年，聚众传媒是中国最大的户外平面广告网络运营商，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很难想象如何进一步对聚众下手，但是凯雷集团在投入1950万美元拥有其30%股份之后，鉴于对成本协同效益和增进市场地位的先进意识，凯雷促成了聚众与它的惟一竞争对手——分众传媒的合并，创造了中国最大的私有媒体企业，结果在这个高增长空间迅速创造了中国最强的平台，合并后的分众传媒显著增加了它的商业网络，能够为广告客户提供更加细分的受众市场。现在分众媒体是中国最大的媒体上市公司，拥有40亿的市场资本规模。由此可见，理念、经验、实力决定着创造机会与把握机会的能力，国内投资企业的资源组合能力还有待加强。

　　初级市场发育不良不利于私募股权的进入

　　市场容量与体制风险。一旦建立了类似私募股权基金的企业，就不能因为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束手无策，这就关系到市场容量、跨行业跨区域与跨国发展的问题，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与外汇管制等问题。如果缺乏避险的措施，以及发达的产权交易市场，参与文化产业资产买卖的投资机构将因资产价格的下跌而难以出逃，利用买卖公司获取投资回报的目的就要落空，私募股权基金就可能进入清算程序。文化产业投资的大繁荣必定需要大的资金供求市场作支持，而过于刻板的银行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初期有限的国内市场将使大型私募股权投资前无出路，后无援兵。这种发育不良的初级市场，没有体制的保障与推动是无大作为的。

　　2007年7月次级抵押债券市场风暴之后，杠杆市场也几乎停止。在2007年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并购案中，Bain Capital和Thomas H.Lee合伙经过与Clear频道通讯公司半年多的谈判之后，最后赢得了股东的支持，以267亿美元（含偿债）购买了该电台的运营权。该收购得到创始人Mays家族的支持，但是收购者被要求完成一些必需的手续，期间遇到了信用风暴，银行对该并购收回承诺，收购者对银团（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信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Wachovia银行）进行了起诉，迫使后者融资。最后，购买方和银行重新谈判，降低报价，增加贷款利息，完成并购。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很难想象独家企业能够在起诉银团中迅速取胜。

　　政府基金介入有利于带动有限合伙机构繁荣

　　即便在美国，市场也不完全是自生自灭。美国《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提供给“私有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s）”或“少数企业股权小企业投资公司”衔接联邦基金的机会，联邦基金与私募投资基金的杠杆比率是4:1。美国小企业局的成功是带动了专业化的私有股权投资者的聚集。以政府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作为有限合伙投资人参与若干家文化产业私募股权有限合伙机构，再通过财政补贴的办法对文化产业私募股权管理机构及下属基金进行贴息支持，有可能带动我国文化产业有限合伙机构的繁荣，在文化产业并购、风险与成长资本投资及夹层融资等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创造出更大的文化产业投资市场，实现文化产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竞争力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能力。

　　作者以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有限合伙机构，组织中国式的“私募股权”或“私募基金”投资模式是推进文化产业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亟待体制的推动和多方面的综合努力。从中国产业界的体制惯性看，当下体制的推动（政府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注资文化产业有限合伙机构）将促进更踊跃的投资，大投资将拓展更庞大的文化产业市场。